1935年，调查科扩大为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处，至1938年，党务调查处撤销，成立中国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局）。

　　大约1932年时，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与后来以戴笠为头子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是两码事），局长陈立夫，副局长陈焯，下设三处，第一处处长徐恩曾，第二处处长戴笠，第三处处长丁默邨（后金斌接任）。

　　调查科、党务调查处、中统局都是公开的机构名称，其他的还有个秘密特务组织，从不公开对外活动，内部叫特工总部，大约于1932年左右秘密成立，1938年中统局成立时结束。

　　该总部的人员、经费都来自党务调查处和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此外，蒋介石还从其机密经费中每月拨款给特工总部。

　　调查科和党务调查处设于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大楼内，在二楼西南角两间房子内办公。

　　中统局开始设于湖北汉口的黄陂路，后迁到重庆储奇门药材公会大楼，抗战胜利后，迁到南京道署街（即今瞻园路）。

　　中统特务组织自1928年成立，至1949年共达20余年，其局尽管几经演变，但始终由CC头子二陈掌握控制，所以它其实就是CC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我是四. 一二反革命政变4个月之后，进入由蒋介石任校长的南京中央党务学校学习的。1928年6月毕业后，即被分配到调查科任助理干事，从此堕入中统特务系统。

　　在1931年7月，我东渡日本求学之前的整整3年时间内，大多数都在该科任助理干事。

　　1947 年中统局改组为中央党员通讯局，我转入内政部人口局，任局第四处处长。

　　在20年的特务生涯中，我对中统的组织、人事及其罪恶活动，都曾亲眼目睹或直接参加过，现将所知情况概述于后。

　　蒋介石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改组了中央党部，党部设在南京丁家桥旧江苏省议会原址1928年2月蒋介石任组织部长，陈果夫任副部长。

　　中央组织部下设普通组织科、海外组织科、军人组织科、编审科、调查科、总务科等。

　　陈是浙江吴兴人，CC头子，陈其业之子，陈果夫之弟。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主要成员陈其美（英士）是其二叔，陈其采是其三叔。也主要是因为陈其美这一关系，陈立夫一步入仕途，便成了蒋介石的亲信，1929年担任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尚不满30岁。陈立夫于20年代初期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冶金科，其后曾留学美国。当时科内的重要骨干有叶秀峰、肖吉珊等人。

　　张是贵州盘县人，20年代初期留学法国，习油画。回国后，历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委员，又任青岛大学校长。张是CC高级核心骨干，为人机警善辩，又略通西洋习俗，曾随蒋介石参加过开罗会议。时科内设采访、整理两股。

　　1928年秋，张道藩升任中央组织部秘书兼侍从室秘书，该科整理股总干事吴大钧继任其职。

　　吴也是浙江人，曾留学美国，习统计，与陈立夫私交甚笃。1929年8月，吴调任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所属的中央统计处处长，同时又负责筹备开办正中书局。所遗调查科主任一职，由叶秀峰继任。

　　叶是江苏扬州人，与陈立夫是北洋大学的同班同学，其后又与陈立夫一同赴美留学，二人私交极深，相互称兄道弟。

　　叶历任江苏省党部委员、南京市党部组织部部长、江苏省政府委员、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同年省政府委员、西康省政府委员兼建设厅长、中统局局长、国父实业计划研究会总干事。

　　同年12月，为了扩大以二陈（陈立夫、陈果夫）为头子的CC势力，叶秀峰被派为江苏省党部委员，秘密创立CC内部小组织F.F·社（由英文Five Friends的第一个字母而得名。该组织规定每一个成员发展五人，此为一级，然后逐级发展，从而扩大其势力范围）。

　　叶秀峰离去后，遗缺改由徐恩曾继任。从此开始了徐恩曾对中统特务系统长达15年的直接领导。

　　调查科初分设采访、整理两个股，各设总干事一人，下设干事、助理干事若干人。

　　采访股总干事始为杨剑虹。杨为上海青帮成员，1928年秋，由于青帮内部争权夺利，杨被迫自杀（详情不明），由曹立瀛继任。

　　以二陈为头子的CC自1928年掌握组织部大权以后，经过二、三年的整顿、改组，先后在各省市设立了指导委员会，以中央组织部的名义派遣CC的大小喽罗担任指导员，成立新的省、市党部，将原属汪（精卫）系、胡（汉民）系、丁（惟汾）系分子排斥出去。

　　从此，cc在各省市党部中掌握了大权，出现了当时流传的所谓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迄1930年，CC头子二陈认为在内部排斥异己、争夺权力的任务已经大部完成，

　　同时又因为在各地的活动日益频繁，感到有必要加强对付的力量，于是在1930年夏决定在调查科内增设一个特务组，除一般特务活动仍由采访股负责外，举凡对的调查研究、密谋策划以及被认为属于最机密的情报搜集、破坏指导统由该组负责。

　　该组的负责人由调查科采访股的得力干事顾建中（后任中统局副局长）担任，助理干事徐进、廖兴序协助之。紧连调查科大办公室的一间小房间被辟为该组的办公室，科中同事是不能随便进入这一小房间的。

　　1930年夏，该科又增设一个言文组，其任务是负责搜集各省市的报章杂志、各种进步刊物以及国外的华文刊物，分门别类（政治、经济、军事、文教等）加以剪贴，逐日送科主任转部长参阅。该组由整理股干事刘清源负责，助理干事赵德恺、许志盈等协助之，办公地点设在楼下的另一房间。

　　1928年6月，蒋介石从中央党务学校毕业生中选派10人到该科工作，我即为其中之一，其他9人为郑伯豪、张施、李风澜、骆美中、王保身、任洪济、谢澄宇、郭良牧、陈玉科。

　　我们这些人到职后，并未被立即正式安排在哪一个股工作，而是组织所谓见习，首先了解科内工作情况，约10天后，把我们派往上海作调查工作的实习。

　　在上海特别市党部（当时其负责人为姜怀素与葛建石）的领导安排下，每一个人担任所属某一个区的调查，调查的内容有的党务活动情况、派系活动情况和工人运动情况。

　　我被派到沪西某区调查。三、四天的调查活动结束后，我们便回到南京，写出尽可能详细的工作报告，由科里加以审查考核。

　　同年8月中旬，该科又安排我们10人进行一次实习，这次实习是在江浙两省范围内，计有苏州、无锡、江都、泰县、杭州、嘉兴等10个单位，指派每人负责一个单位，前往调查，我被派到徐州、邳县、丰县这个单位做调查。

　　在这次的调查内容中，增加了农动情况一项。经过约15天的调查，我们每人返科后写出了书面报告，然后才被正式安排到各具体工作部门。我最初被分派在整理股，约四、五个月后，改派到采访股，在那儿直呆到1931年我离开该科为止。

　　在这里附带谈一点，按中央党部的编制，部（如组织部、宣传部等）之下设科，科之下设股，科有主任，股有总干事、干事、助理干事等级。

　　助理干事是最低的一级，在整个部中，助理干事一级的人数也最多，但这些助干，如果一旦被派到地方去，便立即成了中央大员。

　　例如，调查科的助理干事王保身，1930年成了河北省党部常务委员；我在调查科也仅是个助理干事，但在1928年 12 月至 1929 年 1 月间，由中央组织部派任两广党务视察员，到达广州、南宁等地活动近两个月。

　　1930年，蒋介石又派来经过所谓政治警察训练的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生近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他们是王思诚、李熙元、张志鹏、马绍武、许少顿、高振雄、林桂庭、齐耀荣、游定一、马啸天、袁更、王正鸿、钱壮飞（地下党员）、范圭中等人。

　　迄1931年7月，该科工作人员除部分调任他职和因其他原因离去者外，实有约50人，成为组织部各科中人员最多的一个科。

　　调查科在中央党部内办公，其人员组织在中央正式编制之内，是比较公开的，但是这一批近20人的中央军校第6期毕业生则是完全秘密的，他们既不在正式编制之内，也不在中央党部内办公，而是在南京中山东路与中央饭店紧邻的一栋半中半西的二层楼内（房东为王学仁，此人后来任中统局会计室出纳科长）办公，徐恩曾本人也住在那里。

　　由于该宅进出人员多，为避人耳目，便在大门外挂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掩护。这些人由徐恩曾直接领导，专搞秘密特务活动，调查科人员中除总干事张冲、特务组长顾建中经常出入该社外，其他人与这里少有往来。

　　我在调查科期间，对正元实业社的大概情况是知道的，亦曾到过该社二三次，与王思诚、李熙元、钱壮飞等都见过面，但不熟悉。

　　总之，该社是调查科的一部分，而且是专搞特务活动的绝密部分，其中有些人后来成为中统的高级骨干。

　　调查科成立之初，在全国各地还不曾设立直辖的下级机构。至1930年，为扩大其活动范围，并将搜集的情报及时地送到调查科处理，便派出3个特派员，并配备工作人员和电台，分别常驻上海、武汉和开封。

　　上海的特派员是杨登瀛，后改为鲍君甫；武汉特派员是蔡孟坚；开封特派员是黄凯。

　　后来在各省、特别市、铁路普遍设立特务室（1938年5月以后改称调查统计室）即是由特派员扩大而成。

　　首都警察厅督察长陈独真，江苏盐城人，曾任陈果夫的保镖，1930年由陈果夫推荐，担任斯职。其下设有督察员十余人，其中有应泽、王汇百、金亦吾等人。

　　警察厅督察处经常受调查科的指挥，调查科利用其公开名义，借故检查户口，每于深夜突然进入某一被认为有嫌疑的进步人士的私宅搜查，如发现进步书刊便予没收，甚至把人也扣押起来。我曾参加丹凤街石婆婆巷某一住宅的搜查行动。陈独真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贵阳、成都两地的防空司令，他与中统始终有来往，互相配合。

　　调查科与宪兵司令部的关系也是相当密切的。上述的所谓政治警察训练就是由宪兵司令谷正伦主持的。蒋介石在调拨经过此项训练的约20人参加调查科工作时，即已指示调查科和宪兵司令部要互相配合协作。

　　所以在徐恩曾与谷正伦经过几次接触协商之后，1930年秋，谷正伦便正式聘请徐恩曾为该部顾问；同时又为便于二者间的工作联系，在徐恩曾的推荐下，该部给调查科特务组负责人顾建中一个名义，月支车马费80元。从此徐、顾二人便可以随意出入该部，百无禁忌了。

　　该部警务处是宪兵特务活动的主管单位，该部军法处则是案件审理判决的主管单位。所以徐、顾等与警务处处长卫持平、副处长欧阳向和军法处处长周剑心关系最为密切。

　　调查科逮捕的人，大都送往该司令部监狱关押。后来中统还在该监狱内盖了一排平房，专门关押中统送来的人。当时的监狱长姚儒栋后来在中统局人事室任职，迄1949年大陆解放，宪兵司令部与中统的关系始终是很密切的。

　　中统特务电台开始于1930年，由徐恩曾在上海南洋大学时的同学范本中总负责，以袁更、王正鸿为骨干，在中山东路西头开设了一间出售电讯器材的商店，秘密电台即设在该店的后进楼上。此电台首先在上海和武汉设分台，与南京总台通报。

　　同年夏秋间，在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战争时，曾在北平召开以汪（精卫）、阎（锡山）、冯（玉祥）为首的扩大会议，调查科派郑伯豪、张施、袁更等携带电台到北平、天津活动，电台分别设在东交民巷和天津租界，为蒋介石搜集情报，直接与南京联系。

　　蒋介石在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对于被其逮捕的员和进步人士采取非叛即杀,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走一人的残策，大肆屠杀。后来感到愈杀愈多，无法斩尽杀绝，而且对于的地下活动几乎完全不了解，无法达到扩大破坏的目的。

　　鉴于这一情况，1930年，陈立夫、徐恩曾、叶秀蜂、张冲等几次密议，决定改变办法，采用更加阴险恶毒的手法，制定了所谓自首自新办法，采取重用叛徒，扩大自首潮流，以毒攻毒的政策，并首先在南京和江苏、浙江、湖南、湖北、安徽等长江流域几省设立反省院，相互配合，对于被其逮捕关押的革命人士进行威胁利诱，软硬兼施，着重进行劝叛诱降的罪恶活动，利用叛徒，扩大破坏。

　　调查科的这些做法，受到蒋介石的赏识，特别是1931年的顾顺章案，更加受到蒋介石及各方面的重视。

　　从此，中统特务组织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顾顺章成为中统特务血腥发家的关键人物。

　　顾顺章案是在徐恩曾直接领导下产生的。徐在1930年派出蔡孟坚为武汉特派员。当时蔡的公开职务是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处长杨庆山，洪帮头子），专门从事破坏地下组织的活动。

　　1931年春，蔡遵照徐恩曾的指示，化装进入洪湖地区，侦查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各种情况，大大受到徐的奖励。蔡当时化装为渔人的照片和给调查科的报告，我都曾看到过。

　　同年三四月间，蔡孟坚利用叛徒黄佑南指引，在武昌破坏了湖北省委，省委书记及其爱人被捕，两人坚贞不屈，均被杀害。

　　接着蔡孟坚又带人在汉口法租界会同租界捕房逮捕了长江局负责人尤崇新，此人在多方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

　　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成另一模样，将帽子戴得低低的，使别人不易认出，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各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员。

　　1931年5月的一天，这个叛徒行经汉口距江汉关不远的轮渡码头附近，无意中发现了中央保卫小组负责人顾顺章，便大呼：就是他！就是他！

　　蔡孟坚为了对顾进行软化诱叛，亲自接待，敬烟敬茶，但是顾却一言不发，当时蔡曾对顾说：我们虽未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

　　接着又进行威胁说：你我为人彼此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

　　顾仍无表示，最后蔡又对顾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考虑，选择自身的前途。

　　蔡在向南京汇报后，便当即按照陈果夫、徐恩曾的指示，率领中统特务3名，将顾押上江轮，送往南京。当顾被押到南京时，陈立夫、徐恩曾、顾建中、张冲亲自乘坐事先准备好的小汽艇来到江心接顾，然后将顾送往正元实业社。

　　陈、徐等人随即与顾进行谈话。当顾说你们身边的钱壮飞便是受我领导的地下工作人员时，陈等大为震惊！

　　第二天便把顾顺章送到宪兵司令部监狱，安置在所谓优待室内，这当然是徐收买叛徒的一种手段。

　　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十数小时，徐恩曾的私人秘书钱壮飞突然失踪。在顾顺章到达南京前一、二天，徐恩曾表现得紧张而又愉快，他曾到调查科与科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说了几句话，然后便匆匆忙忙地走了。在发觉钱壮飞失踪后，徐又表现得十分紧张而惊恐，调查科人员大都不知道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但从徐的神色上看得出必有重大事件发生了。

　　对于钱壮飞是地下工作人员一事，徐恩曾惊恐万状。因为据顾顺章说，当时调查科的组织人事及一切罪恶活动，都是知道的。

　　如1930年蒋、阎、冯混战时，调查科在天津租界里所设电台与调查科之间所有的来往电报，地下电台也收到了。

　　徐恩曾听后，追悔莫及，随即派出中统特务四出侦查找寻钱壮飞，但始终一无所获。

　　事后王思诚对我说：钱对人极为和蔼可亲，笔头又快，办法又多，确是干才。当时谁也不会想到他竟是的地下工作人员。

　　这次事件后，徐恩曾对于来历不明、又不十分了解的人，特别是对于叛徒，始终存有戒心，在徐主持中统工作的15年中，叛徒在中统局所任职务最高不过科长、专员，徐私人秘书先后近20人，但从不用叛徒来担任。

　　顾顺章在关押中，徐恩曾、张冲、顾建中等都曾多次到狱中对顾进行利诱，许以高官厚禄，促其彻底背叛革命。

　　我当时任助理干事，亦曾三次受徐恩曾指派，购买一些食品、水果、扑克牌以及扇子、蚊香等日用品送给顾顺章。

　　另外，徐恩曾还交给我一个任务：替顾顺章作笔记，要顾口述一些地下工作活动情况，作为中统特务破坏地下活动的参考资料。当时顾的情绪不宁，说得很少，我所记的也不过3页。同年6月下旬，我离开南京去日本，此后再也未与顾会过面。

　　最后顾顺章完全叛变了，首先供出了当时被关押在上海提篮桥监狱的恽代英烈士的实际身份，以至恽代英遭到反动派的杀害；

　　同时供出了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忠贞不屈，从容就义，但亦有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如陈庆斋（即胡大海）、胡洪涛、王国栋等。

　　恽代英烈士是1931年春在上海以嫌疑被捕的，顾顺章对恽代英所用的化名以及被关押的监号等知之甚详。

　　在顾顺章供出恽代英的实际身份后，徐恩曾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携带一本刊有恽代英相片的黄埔军校第四期同学录（恽烈士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政治教官）到狱中加以对证。

　　在查对证实后，徐恩曾极为高兴，当即面报陈果夫、陈立夫，转报蒋介石，同时又将恽代英押解南京，并派顾建中、李熙元、王思诚三人对恽代英进行一系列的威胁利诱，企图迫其叛变革命，从而获得有关更多的活动情况和组织情况。

　　但是，恽代英始终忠贞不渝，除承认自己是一个中国员外，无其它任何供词。不久后，恽代英便由蒋介石下令杀害了，被害的时间是1931年下半年。

　　行刑时的目击者顾建中事后对我说：烈士就义前态度从容，大义凛然，高呼万岁等口号。顾建中还说：人这种宁死不屈的精神，真是可怕！

　　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保卫之下。中央得知顾顺章为逮捕并叛变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迁移各个地下机关。但根据当时的真实的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

　　当调查科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的大多数机关已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迁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这些机关遭到了中统特务的破坏。

　　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幸在特务们来到前约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

　　此次在上海的破坏，是由徐恩曾亲自率领调查科总干事张冲、干事顾建中等执行的。据顾建中对我说，当时徐的劲头极大，一连三天三夜不眠不休，真可谓死心塌地了。

　　由于顾顺章案的顺利进行，徐恩曾顿时成为蒋介石最忠实的鹰犬，蒋亲自召见，对其备加奖励，并说：有共无我，有我无共，必须放手大干，只求确有实效。

　　顾顺章的叛变，可谓为反动派立下了汗马功劳，但是徐恩曾对他并不放心，派有亲信特务暗中对顾加以监视。此后的几年中，顾顺章只是在徐的领导下担任训练特务的工作。

　　同时徐又指派徐政、章智仁、朱秋白等亲信特务帮顾整理编撰各种训练特务的教材，并整理出一套特工丛书共六册，分别为《训练工作》、《情报工作》、《侦查工作》、《行动工作》、《审理工作》、《组织工作》，共约50万字，1934年左右，戴笠曾商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在南京的训练工作，担任训练班的顾问和教官。

　　从此顾便与戴发生必然的联系。戴笠为与徐恩曾争功争宠，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用金钱地位对其引诱。顾顺章也因得不到徐恩曾的信任，逐渐倾向于军统。这当然是徐恩曾一定不可以容许的。

　　1935年，徐指示顾建中（当时任特工总部科长）在某一次工作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以上情况是顾建中在1940年亲口告诉我的。

　　不久，徐恩曾和张冲都当上了中央执行委员，由此可见蒋介石对这批特务头目的垂青。